Salomon Kroonenberg, 荷兰非虚构类文学作家
炒面是北,炒饭是南
我从没去过书展,也无法想象书展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要坐在一个小书摊后,就像在阿姆斯特丹的Spui广场上或者法国的塞纳河边一样,把我的书硬塞给那些冷漠的过路人吗?我要用各种语言来向那些圆滑的文学代理商证明我写的东西的质量吗?我可以去看看其他作者的小书摊,翻阅一下他们的作品吗?虽然书商和我都明白我不可能看懂那些书里都写了些什么。是什么吸引了我的眼球呢?封面吗?要是这样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去买荷兰文学的译本,而会选择法国作家韦勒贝克的书,因为荷兰文学译本的封面看得人眼睛生疼。要是封底的作家是个亲和的美女,自然有人会买,尽管存在一不小心又变成爱哭的胆小鬼的危险。
一个友好的微笑,外加双方丝毫无法理解的沟通后,我们互相作别。
要是碰上中文的书更麻烦,因为我看不懂中文。我第一次去中国之前,是十六年前作为地质学家去那儿工作,还在汉学家英纳斯•克莱斯赫玛那儿上了一段时间中文课,但我永远不会在跟出租车司机商讨车费以外的情况下使用。不过,这倒是消除了我脑海里中文是一种学不会的语言的偏见。实际上中文的语法很简单,每个人都能轻易地掌握,但另外两个关键的”障碍”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汉字的书写和声调。
作为一个外行人你会想:他们为什么不用拉丁字母呢?之后你会发现汉语里其实只有411个拼音组合。每个组合因为读音不同有了不同的意思,所以411乘以4就成了1644.,这对一种语言来说还是太少了。比如组合shí,升调,就有八十种不同的意思,包括”石”和”十”。拉丁字母在这儿根本就派不上用场,所以要找不同的字来区分这些不同的意思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每个意思就有了它们自己的汉字。越南人尝试过使用拉丁字母,我自己也不认识越南语,但要是你看见他们把字转化成拉丁字母,要在字母上下画多少小圈、小线条、小点,还有其他老鼠屎一样东西,大概也就能理解中国人了。实际的顺序跟我们想的刚好相反:先有了汉字,之后拼音组合一再简化才变得越来越像。
那些汉字有多重要,直到我在寺庙之城承德的棒锤山上遇到一个男的和他的小女儿,试图问他一些事情的时候才找到了答案。他当然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为了搞清楚我说的是哪个字,他用右手的食指迅速地在左手手心里写了一个字。我显然看不懂他写的是什么,一个友好的微笑,外加双方丝毫无法理解的沟通后,我们互相作别。
我从这些事中学到的是,把事情做好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对我们来说,拉丁字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对中文来说,则是汉字和声调。可是,像我这样抽象记忆强于形象记忆的人就麻烦了,甚至会有强烈的挫败感,因为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就喜欢看街上的各种指示牌、标牌还有广告牌,但这在中国就不行。同样,在书展上我也会觉得挫败,展会上肯定会挂很多英语的牌子,但更多的肯定还是中文的,我很希望我能看明白,就算那些牌子上只写着”二楼为非虚构类文学展区”或者是”禁止吸烟”。还有那些印着漂亮女作家照片、销售前途一片光明的图书的封面,这些女作家从来不肯透露自己的秘密。
从饮食角度我也明白了有很多方法可以把事情处理好的道理。一开始,我问自己为什么在中国就从来吃不到一块完整的牛排。之后我多少明白了一些:要是五千年以来一直用筷子吃饭,那在吃之前就要先把牛排切成一小条一小条的。中国的饮食改变了我脑子里的世界地图。在我去之前,以为炒面和炒饭都来自东方:它们都是东方厨房里的食材,但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甚至炒面和炒饭这两个词都不是源于中文,而是印尼语。当我第一次去中国在新疆总是吃炒面,很少有米饭吃的时候,有人跟我解释了其中的原因。炒面是小麦做的,小麦多长在气候适中的北方;而炒饭是米,多长在炎热的南方。于是炒面就成了北,炒饭就成了南。我拿上行李一会儿就要踏上前往书展的旅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