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慨, 《中华读书报》记者
行走的荷兰人与飞翔的中国人
我从2006年开始报道荷兰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的活动。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荷兰敲开中国书市大门》。
荷兰文学如果能像荷兰足球那样光芒四射,中国的出版商就会排队上门。
二年的报道则以《荷兰人找到通往北京的大路》为题,开头是这样的:
“荷兰文学创作和翻译基金会[NLPVF,荷兰文学基金会的前身]只拥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展位,面对着近千平方米的庞大的德国中心展区,荷兰人的地盘更显狭小。有人发表讲话的时候,许多听讲的人只好填海造地,把椅子摆到过道上,或者直接下到人海里,站着听。
“会场内荷德两国的这一格局,似乎有某种文化地理学上的象征意义——小国与大国,小语种与大语种。然而,面对强邻,NLPVF的会长亨克·普罗佩尔(Henk Propper)却公开设想,将在几年内谋取和德国一样的地位——申请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资格。”
他做到了。荷兰成了今年BIBF的主宾国,荷兰展区的面积达到了1500平方米,不仅大大超过了德国人,也许还是BIBF十八年历史上最大的国家展区。一个多月前,我给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特稿,介绍荷兰文学和荷兰为书展所做的准备工作,编辑同志给我的文章改了一个很好的标题《飞翔的荷兰人要来中国了》。我喜欢这个标题的字面意义,我也喜欢瓦格纳,尽管那是一个悲惨的鬼船故事。
过去十年间,荷兰图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了中国,但也仅有一百来种书得以出版,其中包括虚构类和非虚构类图书。大多数中国读者仍然对当代荷兰文学所知不多。高罗佩——狄仁杰系列的作者——仍然是我们最熟悉的荷兰小说家,尽管伊拉斯谟、斯宾诺莎和赫伊津哈在知识分子中间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
我曾经以为,荷兰文学需要一个偶像级的作家,一个明星,如奥尔罕·帕慕克之于土耳其,斯蒂格·拉尔森之于瑞典甚至整个北欧。在市场上,明星作家应该像球星一样。我们对球场上的荷兰三剑客——范巴斯幐、古利特和里杰卡尔德了如指掌,对文坛上的荷兰三剑客——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Willem Frederik Hermans)、海拉特·雷弗(Gerard Reve)和哈里·穆里施(Harry Mulisch)却所知不多。荷兰文学如果能像荷兰足球那样光芒四射,中国的出版商就会排队上门。
但是,你怎样才能制造出一个文学明星呢?明星制似乎完全不合乎荷兰人的行事风格,但这几乎已经成了目前中国出版界的行事准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读者购买图书时的主要标准。有时在市场上,这种方式会变得荒谬而不知羞耻。在中文版的《德语课》(西格弗里德·伦茨著)封面上,用粉红色的字体印着这样的口号:”一本S.H.E.随身携带的好读经典”。你知道吗?S.H.E.是一个台湾少女组合,她们最著名的歌曲名叫《Super Star》。
从历史上来看,荷兰是最早与中国发生联系的现代欧洲国家之一。十七世纪初,荷兰人紧随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中国,他们被称作”红毛”, 史书记载:”其人衣红,眉发连须皆赤”。这不奇怪。与此同时,普鲁士被称作”单鹰国”,奥地利是”双鹰国”,丹麦是”黄旗国”,瑞典是”蓝旗国”,而一百年后,美国将变成”花旗国”。荷兰人短暂占领过台湾。1921年,荷兰共产主义者马林(Henk Sneevliet)来到了中国,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里,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Joris Ivens)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被官方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西方人之一。而1960年代,大量华侨从印度尼西亚回到了中国大陆,日后从中产生了当代中国的第一批荷兰语翻译家。
今天,那些初次来到北京的荷兰作家,将会很快发现阿姆斯特丹与这座巨大都市的不同:老房子与摩天楼,自行车与汽车,运河与立交桥,安静与喧嚣,节制与无所顾忌,无速度与无限的速度,仿佛荷兰人在地上行走,而中国人在空中飞翔。但他们也会看到相同的东西:开放的心灵,热情的笑容,以及对外国人的好客。
有些人认为荷兰方式是我们的过去,有些人却认为这是我们的明天。我不知道。无论如何,中国人最终会找到自己通往未来的道路。我只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荷兰方式能始终在我们的视野之内。也许荷兰的出版人同样不希望他们的中国同行,在穆里施和诺特博姆作品的封面印上”S.H.E.的最爱”。